作者：程志华（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、教授）

　　“原人”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，但这个概念在学术领域却有诸多不同诠释。厘清这一重要概念并对其进行学术史考察，进而揭示“原人”问题的基本特征，对于深化“原人”问题的研究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　　“原人”概念的厘清

　　就现有文献看，“原人”作为一个概念首出于《孟子·尽心下》所载万章所言：“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为原人，孔子以为德之贼，何哉？”不过，此处“原人”乃“乡愿之人”的简称，故“原人”实为“愿人”之表达。万章所称“原人”源于《论语·阳货》载孔子之言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此处，“原”通“愿”，“乡原”即“乡愿”之义。本文不取此义下的“原人”。

　　在上述含义之外，学术史上的“原人”大致可归为四种含义：第一种为“人类之本源”之义，指原始人即猿人，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人，为人类学意义的言说。美国人类学者威廉·哈维兰在《文化人类学》中说：“最早的毫无疑义的原人（hominines）（人，也就是说，近似的人）以追溯到560万年前到580万年前东非的化石为代表。”顾寿白所著《人类学大意》认为：“和现代人类的祖先相近而略具人类的特征的，叫作原人（primitive man）。”第二种是古印度神话和宗教的神名，意指“第一人”；宇宙精灵、万物以及“我”均由“原人”产生，为宗教意义的言说。印度最早的诗歌集《黎俱吠陀》有专门对“原人”的颂歌。第三种指与“异化”相对的人的“本然状态”，即未被“异化”的人，为哲学意义的言说。美国学者克拉莫尼克、华特金斯所著《意识形态的时代——近代政治思想简史》论及：“马克思深深依赖他的伟大导师黑格尔（hegel）的哲学论述，深信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异化（alienation），即脱离真正的自我，脱离作为原人（species beings）、作为人类真正一员的真正潜能。……而最要紧的是，工人异化了他们的原人，即异化了他们作为人的潜能。……资本主义否定工人的原人性质，把他们当作工资奴隶，使人类沦落为一般动物。”第四种指对“人”予以“穷本究原”，即探究“人之本”；此既为传统的经学意义的言说，亦为现代的哲学意义的言说。在此，“原”是动词，为“穷本究原”义。如，《汉书·薛宣传》有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原心定罪”之言；颜师古注“原”为“谓寻其本也”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亦有言：“原其理，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，沙土尽去，唯巨石岿然挺立耳。”所谓“原其理”，即“推究其道理之本”之义。

　　就中国学术史讲，“原人”主要在第四义下来使用，而且“原人”还成为一种特定文体。《吕氏春秋》有《原乱》篇，对“乱”进行穷本究原，从而开创了“原××”这种文体。后来，韩愈著有“五原”，其中就有《原人》篇。明代的徐师曾在《文体明辨序说》中对“原××”文体予以解释，认为其义乃“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”。“若文体谓之‘原’者，先儒谓始于退之之五原，盖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。……石守道亦云：‘吏部《原道》《原人》等作，诸子以来未有也。’”不过，徐师曾虽对“原××”文体进行了解释，但认为此文体始于韩愈则不准确，他忽略了早出的《吕氏春秋》的《原乱》。晚于韩愈，宗密著有《原人论》，他基于批评儒、道思想而对佛教“人之本”进行了阐扬。明代，何心隐著《原人》。清代，前期的陈廷敬、李光地、方苞、程廷祚和后期的王韬、章太炎均分别著有《原人》。进入到现代，冯友兰著《新原人》。历史地看，“原××”文体在学术史上有确定位置，“原人”概念亦有确切含义，即“推究”“人之本”的意思。

　　若周延地讲，“人之本”应该包括三义，也就是哲学史上常讲的“人生三大终极问题”——人从哪里来；人是什么；人要到哪里去。不过，就中国学术史所出现的数篇《原人》看，其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第二义即“人是什么”。

　　“原人”问题的学术史概观

　　韩愈是唐代“古文运动”的倡导者，曾著“五原”即《原道》《原性》《原毁》《原鬼》《原人》。《原人》为篇幅最小的一篇，全文仅200余字。就内容看，《原人》的基本思想有三个方面，而这三个方面可归结为一个主旨。这三个方面是：其一，宇宙有三重结构，包括三类自然存在物，即“天”“地”“人与夷狄禽兽”。其二，虽然人与夷狄禽兽同为宇宙间自然存在物，但人乃“万物之灵”。其三，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均须有“为主之道”，否则会使相应类别陷入混乱。这三个方面的主旨是何为“人之道”即人的“为主之道”——“圣人一视而同仁，笃近而举远”。这里，“一视同仁”是“理一”，“笃近举远”是“分殊”；“理一”和“分殊”均为就人对夷狄禽兽的态度而讲。很显然，韩愈关于“夷狄”之论有不当之处。

　　宗密为佛教华严宗五祖，所作《原人论》共3000余字，为一篇长文，主旨是探索“生命本质”即“人是什么”。全篇主体分四部分：其一，“斥迷执”，针对“习儒道者”反驳儒、道两家的观点。其二，“斥偏浅”，针对“习佛不了义教者”批评佛教的“人天教”“小乘教”“大乘法相教”“大乘破相教”的观点。其三，“直显真源”，说明“一乘显性教”即“华严宗”这种“了义实教”的教义。其四，“会通本末”，以“一乘显性教”为“本”，以其他各教为“末”，“会前所斥，同归一源，皆为正义”，实现其间的义理会通。在宗密看来，决定人生命本质者，不是“迷执”的儒、道“异端”所言者，亦不是“偏浅”的“末教”所说者，而是作为“本教”的“一乘显性教”所言的“本觉真心”。所谓“本觉真心”，指本有且觉悟的佛性即“如来藏”。

　　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，所著《原人》文字并不多，全文只300多字，但观点明确，文简义丰。其一，人的本质在道德。他认为，人虽是禽兽之一种，但却与禽兽有本质区别，而区别的关键是“道德”。“不仁不人，不义不人，人亦禽兽也。”其二，人须“以仁为广居”“以义为正路”，即好仁义、弘道德。“必以仁为广居，而又必广其居以象仁。……必以义为正路，而又必正其路以象义。”其三，好仁义、弘道德的工夫不仅有层次之分，如“好仁”“为仁”“恶不仁”，如“好义”“为义”“恶不义”，而且须时时行之，否则“仁义”会“牿亡于旦昼”。其四，要做到好仁义、弘道德，除了上述工夫外，还需要培养和保持“浩然之气”。

　　陈廷敬是清初进士，曾任康熙帝师，亦著有《原人》篇。此文很短，仅200字，主旨为“劝学”，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：其一，人应有志于学，有志于追求“圣人之道”。“圣人天所生，天岂得无意。圣人人所为，人胡乃自弃。惟天不负人，人自以为累。”其二，学的具体内容包括“博文”“约礼”两方面，即“治性”当“博学”“约礼”并重，两者于“治性”不可或缺。“博文共约礼，二者无轩轾。今或假其一，实并废其二。劝汝缉学子，治性先不贰。”其三，学之根本在“礼”。虽然“博文”“约礼”无高低轻重，但根本在“仁之目”即“四勿”，即《论语》所载孔子所言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显而易见，陈廷敬此文虽冠以《原人》之名，但仅有“劝学”意义，且学理性亦不强，未达及“原人”的深度，故不属于真正的“原人”。

　　李光地略晚于陈廷敬，亦为清初进士、康熙帝师，亦作有《原人》。与前述几人不同的是，李光地的《原人》乃针对韩愈《原人》而作。此文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：其一，韩愈的《原人》“语焉不详”，未达根本，因为其讲到“三才”各有其主，但既未言及“人之本原”，亦未言及“人性之本原”。“《原人》：一则知三才之各有主，而未知人之所以继天地而参天地者也。一则知人之宜兼爱乎人物，而未知人之所以尽其性，而尽人物之性者也。此其语之而不详也。”其二，与韩愈不同，张载的《西铭》言人“终以存顺没宁”则乃“至言”，因为其所讲乃人的死生这种根本问题。“曰：‘《西铭》之言人而备矣，其终以存顺没宁何也？’曰：‘人道于是乎至也。……’曰：‘知死生之说如何？’曰：‘非苟知之而已。存顺没宁，然后可以言知矣。’”其三，由“原始反终”可以推知“存顺没宁”之为“至言”。即由推究初始和终末可知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的“死生之说”。其四，人性之本乃“仁义”即“道德”，故“仁存”则会“存顺”，因为“仁”乃“生”之根本；“义尽”则会“没宁”，因为“义”乃“死”之根本。正是因此，《易传》言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。

　　方苞是清代“桐城派三祖”之一，所作《原人》的基本义理有四个方面：第一，人禽之别是全篇主旨。在文章开篇，方苞引用孔子和董仲舒之言来说明主旨。“孔子曰：‘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’董子曰：‘人受命于天，固超然异于群生。’”第二，人禽之别即“人道”的实质在于人有道德。在他看来，纵使禽兽有人所不及之禀性，但其“偏且塞”之性终究不变；纵使人失去某些禀性，终究人与禽兽是不同的，而且“正且通”之性永远存在。“正且通”之性即“人道”，即人的道德属性。第三，“人道”源于“天命”。第四，丧失“人道”将失去“天佑”，会招致天灾人祸，“人将不人”。“呜呼！古之人日夜劳来其民，大惧其失所受于天耳；失所受而不自知，任其失而不为之所，其积也，遂足干天祸而几尽其类，此三王之德所以侔于天地也与！”

　　程廷祚是清代前期理学家，以修颜李之学为主，曾作“七原”，其中第一篇即《原人》。主要思想有三点：第一，形由天生，性由天赋。“人生于天地之中，天之于人，其相近而不相远，固然也。然仅以为相近则远矣。形者，天之所生也；性者，天之所赋也。”第二，“人者，天地之心”。“《记》曰：‘人者，天地之心。’古之善言人者，无过于此矣。”在此，《记》指《礼记》。第三，人需要“当责”。人作为“天地之心”，需要担当“天地之心”的责任；责任既包括“参赞天地化育”，亦包括“善恶”“慎独”等道德。“幽独之当慎者，此也；化育可赞，而天地可参者，此也；福善祸淫捷于影响者，亦此也。”

　　王韬是清代晚期思想家，他作有“五原”，其中有《原人》篇。主要内容是：其一，一夫一妻制有经典依据。无论是《易经》，还是《大学》《诗经》，都于一夫一妻制“再三致意”。“《大学》一篇，首言治国平天下，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，……欲家之齐，则妇惟一夫，夫惟一妇，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。天之道一阴而一阳，人之道一男而一女，故《诗》始《关雎》，《易》首乾坤，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。”其二，一夫一妻制利于家国天下。一夫一妻制下，“男耕女织，夫倡于前，妇随于后，岁时伏腊，互相慰藉，虽历辛勤而不怨”，生活虽然辛劳，但平安幸福。“一家既如此，一国可知矣”，家庭和睦利于国家天下。“家之不齐，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。”其三，一夫一妻制的理据是“男女并重”即男女平等。总之，一夫一妻制乃“天经地义”，为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之始。“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、地之义也，……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则先自一夫一妇始。”由上述可见，王韬的《原人》体现出明显特点：他不是由“个体”而是由“家庭”出发展开“原人”。由此来讲，其“原人”可以名为“原家庭”。

　　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思想家，他有一部自编文集《訄书》，《訄书》前后有三个版本，而每个版本均载有《原人》篇。总的看，三个版本中的《原人》内容没有大的变化，主要内容如下：其一，持生物进化论观点，认为人乃生物进化而来——生物界为一个由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；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猿猴进化为人类。“赭石赤铜箸乎山，莙藻浮乎江湖，鱼浮乎薮泽，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，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。人之始，皆一尺之鳞也。”其二，对“戎狄”持贬低态度。人类进化程度不同，便出现了人种和文明的差异。“化有早晚而部族殊，性有文犷而戎夏殊。”显而易见，章太炎《原人》的语境既不是个体，亦不是“家庭”，而是“民族”。

　　抗战期间，冯友兰随清华大学“南渡”，在西南联大教书八年。其间著有“贞元六书”，其中一部为《新原人》。关于《新原人》的主旨，冯友兰以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之“四为”作为“自期许”。

　　《新原人》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：第一，人是什么。在冯友兰看来，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就其本身说，是人之理；对于具体底人说，是人之性”。然而，“所谓人性者，即人之所以为人，而以别于禽兽者”。进而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乃在于人有“知觉灵明”，即有“觉解”。“人之所以能有觉解，因为人是有心底。人有心，人的心的要素，用中国哲学家向来用的话说，是‘知觉灵明’。”所谓“觉解”，指既“解”又“觉”，即自觉其了解。进而，因为人有“觉解”，宇宙人生会对人产生“意义”，而这种“意义”会使人形成某种“境界”。第二，人生境界。“我们可以忽其小异，而取其大同。就大同方面看，人所可能有底境界，可以分为四种：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”“自然境界”是最低层次的人生境界，特征是“顺才”“顺习”。“自然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种境界中底人，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。”“功利境界”是高于“自然境界”的人生境界，特征是“为利”。“功利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种境界中的人，其行为是‘为利’底。所谓‘为利’，是为他自己的利。”“道德境界”是一种较高的人生境界，特征是“行义”。“道德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种境界中底人，其行为是‘行义’底。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。求自己的利底行为，是为利底行为；求社会的利底行为，是行义底行为。在此种境界中底人，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。”“天地境界”是最高的人生境界，特征是“事天”。“天地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种境界中底人，其行为是‘事天’底。”第三，如何提升人生境界。讨论人生境界本身不是目的，目的在于提升人生境界，而提升境界的途径是“工夫”。“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，人顺其自然底发展，即可得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。……人必须用一种工夫，始可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。”“工夫”分为两部分：一是“觉解”。“一部分底工夫，是求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。”二是“敬”，指对“觉解”的保持。“此所谓另一部分工夫者，亦不过是常注意不忘记此等觉解而已。……此常注意即道学家所谓敬。”第四，如何对待死生问题。在冯友兰看来，死生虽是两个终极问题，但它们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，故基于“生”可以了解“死”。“死是生的反面，所以能了解生，即能了解死。”这样，冯友兰将“死”消解于“生”之中了，而“生”的核心乃上述人生境界问题。

　　显然，冯友兰《新原人》的语境进一步扩大——以往诸篇《原人》多就个体来讲，方苞将语境扩大为家庭，章太炎将语境扩大为民族，而冯友兰以张载的“四为”句为期许，其语境已扩大到国家民族甚至天下。

　　“原人”问题的基本特征

　　综上所述，前述十篇《原人》虽未必涵盖所有相关著述，但它们毋庸置疑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作，故能够反映中国学术史“原人”问题的基本特征：其一，将“原人”的关注点聚焦于“人是什么”。本来，“人之本”应该包括三义，即“人从哪里来”“人是什么”“人要到哪里去”，而以上数篇《原人》只将关注点聚焦于第二义，边缘化了另外两义。这样一个特征透显出中国哲学“重生”“不重死”的特质，也透显出中国哲学常被称为“人生哲学”的缘由。其二，即便就“人是什么”讲，西方哲学史上亦有多种说法，如亚里士多德认为“人是理性的动物”，又讲“人是政治的动物”；黑格尔认为“人是有思想的动物”，亦认为“自由是人的本性”；叔本华认为“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”；海德格尔认为“人是会说话的生命”，“语言”是人的本质。而中国学术史中的上述诸篇《原人》除了宗密所著外，则多从“道德”角度讲“原人”，典型的说法是“人禽之别的关键在于道德”。这样一个特征透显出中西哲学关注点的差别，进而也透显出中西文化特质的差异。